我为没有守住《中国索道》这一重要科技期刊而深感痛心、羞愧和懊悔。
我在本篇开头有一个重要的细节没有向大家交代。这就是根据我国出版界的规定，申请一个新刊，不论以何种形式办刊，都必须要有一个挂靠单位。换句话说要找一个婆婆。由于事情来得太快，一时无法找到合适的挂靠单位作为刊物的主办单位。情急之下，蒋麦占先生自告奋勇，称其在长沙交通学院（即长沙理工大学前身）有人脉关系，该校虽然没有索道专业，因校名中就有“交通”二字，与索道多少沾一点边，可以挂靠。这样我们很快就同交通学院的张建仁院长谈拢了。当时对我们的口头承诺是，同意《中国索道》挂靠该院，但二者相互独立，刊物实行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。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、依附和依赖的关系。当时由于时间紧迫，一张登记表需要马上盖章后发往新闻出版署期刊登记处，悔不该当时双方没有签订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文字协议，双方只是达成口头“君子协议”。从而为《中国索道》的连续出版埋下了祸根。这也是本人在创刊过程中所犯下的重大失误。
刊物批下后，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没有启动经费和编辑部办公场地。此时的交通学院严守诺言，除了在张家界召开的《中国索道》创刊暨首届编辑通联工作会议派了两人出席之外，既未出一分办刊经费，也未给我们办公场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唯有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。